ddgssj20190416

维也纳城市里依然繁荣，剧院、咖啡馆、饭店里，到处都有娱乐消遣活动。维也纳人以肤浅的乐观精神回应这种：活在当下，及时行乐。正如他们的谚语所调侃的那样“情形令人绝望，但并不严重”。看起来有些讽刺，但维也纳的第一个音乐黄金时代正是在这样一种氛围下变得愈加虚幻又璀璨。
您现在要去维也纳达成您一直无法实现的愿望了……通过不断的努力，你将从海顿手中接过莫扎特的精神。——费迪南德·瓦尔德斯坦1792年给贝多芬的临行赠言
1792年，贝多芬（1770-1827）打算第二次离开家乡波恩前往维也纳，瓦尔德斯坦伯爵在纪念册上写下了这段著名的临别留言。与五年前那次匆忙而狼狈的维也纳首行不同，贝多芬此次的决定将彻底改变他的人生轨迹。这位意气风发的年轻人果然如瓦尔德斯坦所预言的那样，迅速成长为维也纳乐坛最引人瞩目的新星。贝多芬此时的登场可谓恰逢其会：莫扎特刚刚于前一年离世，海顿已年至花甲，维也纳正在等待一位接棒人。
初来乍到时，维也纳强大的赞助人体制为贝多芬铺平了道路。尽管他一开始仍拿着波恩宫廷的俸禄，但很快通过瓦尔德斯坦建立起了在维也纳贵族圈的人脉。他首先结识了李希诺夫斯基亲王，亲王与瓦尔德斯坦是故交也是姻亲，他的妻子克里斯蒂安娜是瓦尔德斯坦的表妹。克里斯蒂安娜的姐姐嫁给了俄罗斯驻维也纳大使拉祖莫夫斯基，他后来也成为贝多芬的重要赞助人。图为卡尔亲王，贝多芬头十年重要赞助人
按照与波恩宫廷的约定，贝多芬只会在维也纳待一年左右，跟随海顿学好作曲本领，然后回波恩当宫廷乐长。但由于法军入侵，马克西米利安·弗朗兹选帝侯自顾不暇，外逃流亡，贝多芬就此与波恩基本断了关系。他很快在维也纳站稳了脚跟并脱离了老师的教导，尽管他不怎么喜欢当地人，却在那里度过了余生的35年。1800-1806年，贝多芬每年都能从李希诺夫斯基亲王那里获得600弗罗林的可观年金（二人因一次争吵而渐行渐远）。1809年，为了阻止贝多芬另谋高就，洛布科维茨亲王、鲁道夫大公、金斯基亲王三位贵族联合签署了一份合约，保证支付给他四千弗罗林的年金（相当于一个中产阶级四年的收入）。虽然到了稍后期，年金由于种种意外缩水，贝多芬也仍时常与他的贵族支持者们发生争执和冲突，但无论如何，这给了作曲家一定的经济保障。
我的艺术为我赢得了朋友和声誉，我还想要什么呢？……这一次我想赚一大笔钱。——贝多芬1796年写给弟弟尼古拉斯·约翰的信
贝多芬之所以能有如此待遇和底气，也与他坚韧的自主创业精神分不开。除了受惠于赞助人之外，他还能通过开音乐会和出版作品来赚钱。贝多芬与他的作品会出现在三种不同形式的音乐会上：私人音乐会、慈善音乐会和“Akademie”。私人音乐会往往在贵族私宅中举办，不公开售票，听众凭邀请前往。慈善音乐会是为震灾济贫而举行的非营利性演出，却是音乐家们提高知名度和曝光率的好机会。德语词“Akademie”常被误译为学院/学术音乐会，但事实上它与“学院/学术”毫无关系，它专指1790-1850年前后在维也纳出现的一种公众音乐会，由单个音乐家为其个人利益而举办（或许可以翻成“承包制音乐会”）。
承办者通常是一位演奏家兼作曲家，要负责音乐会的一切事宜，包括租借场地、聘请乐队、组织排练、印制节目单、发布海报、出售门票等等。他还要创作音乐会的绝大部分曲目，演出应具备一定规模，因此需要交响曲、管弦乐序曲或独奏协奏曲等大型作品来撑足时间，其间还可能会安排即兴演奏环节。音乐会的一切开销都由负责人支出，同时售票所得也归其所有。因此，Akademie是一种完全自负盈亏的商业公众音乐会。
此时欧洲尚未出现专门的音乐厅，多数音乐会都在剧院内举行。每逢四旬节，维也纳的公众音乐会市场就到了最为热闹的时期。四旬节是复活节前的一段长达约六周的准备期，信徒们需要进行冥想、反思和斋戒。为配合这样一种严肃的宗教行为，所有戏院都不再开张。音乐家们纷纷趁此机会把闲置的剧院租下来上演音乐会，如此一来四旬节反倒成了一个音乐盛典。
这就是为何贝多芬的Akademie大多在三月或四月初举行，他到维也纳后的第一场Akademie于1800年4月2日在布格剧院上演，最后一场Akademie于1824年5月7日在卡特纳托剧院上演。在最后这场传奇般的音乐会上，完全耳聋的作曲家亲自指挥了《第九交响曲》的首演，作品时常超过一个小时，首次在交响曲中加入了声乐。每个乐章结束时，观众都报以热烈的掌声，第二乐章谐谑曲奏完了，贝多芬仍在翻谱，一位歌手将他转身过去面向观众，他才看到欢呼的人群。令人意外的是，这场音乐会最后的收益仅有四百多弗罗林，这让贝多芬既伤心又愤懑。的确，音乐家每次举办Akademie都面临着风险，亏本也是常有的事。当时的音乐会门票售价约两盾，相当于工人阶级一周的薪水，听众大多是贵族和中产阶级。贝多芬的早期音乐会为他赚得不少，但在后期亏损的情况越来越多，多疑、暴躁的作曲家常因此对朋友心生嫌隙。宣布我与维也纳阿塔利亚和莫洛先生筹划的《C大调五重奏》版本没有关系。我不得已作出声明，这个版本有很多错误，对演奏者毫无益处。——贝多芬1803年致爱乐者的公告
在出版事业方面，贝多芬同样展现出一股开拓精神。最早出版其作品的是维也纳的老牌出版商阿塔利亚，接着，霍夫迈斯特、迪亚贝利等维也纳出版商也纷纷伺机而动。随着贝多芬的名声渐响，他逐渐与布赖特考普夫&黑泰尔（莱比锡）、C. F. 彼得斯（莱比锡）、朔特父子（美因茨）等知名外地出版社都有了业务往来。他的钢琴奏鸣曲、钢琴三重奏、弦乐四重奏等室内乐作品在当时最受业余音乐市场欢迎。每首乐曲的销量大约只有200-400册，爱乐者们购得乐谱后会在私人沙龙或家庭音乐活动上进行表演。交响曲、协奏曲等大型作品的销量会更少，购买者往往是富有的权贵、专业音乐团体或音乐之友等协会。
贝多芬对发表什么样的作品有着非常严格的要求，他是第一个只出版成熟作品的作曲家。他为每一部出版作品进行精心编号，同时不厌其烦地与出版社商量校对、修改的事宜。相比之下，比他年轻27岁的维也纳本土作曲家弗朗茨·舒伯特在这方面显得要天真得多。
此外，贝多芬也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实现利益最大化。在版权保护的概念未出现之时，一部作品可以由多家出版社发行，有时会在作曲家本人未授权的情况下被盗版（通常是由于抄谱员或被题献者泄露乐谱）。海顿于1791年首次到访伦敦时发现，他的几部早期交响曲被英国人猖獗剽窃，有的甚至冠上了当地作曲家的名字。海顿随后开始与不同地区的出版商同时签订合约，让正版第一时间占领大部分音乐市场，这既能防止盗版也能使版税翻倍。贝多芬很快学会了老师的这一招。他曾试图将《庄严弥撒》同时卖给五家出版商，因为对自己的写作进度过于乐观，惹恼了出版商彼得斯，最后所有出版社都未拿到这部作品。弥撒曲在首演后卖给了朔特出版社。

有人可能会问，对于那些题献给贵族的作品，版权问题如何处置？为避免曾经发生过的尴尬纠纷，贝多芬与赞助人们商定：当他将一部作品题献给赞助人时，他们会单付报酬，除了获得扉页上的题词之外，赞助人还能获得六个月至一年的版权。期限过后，贝多芬就可以自由出售作品了。尽管贝多芬总是觉得自己的音乐理应获得更多的回报，但不得不说，他在赞助人体制与公众音乐市场之间找到了很好的平衡。
欧洲站起来了！……奥地利继续伫立着。——《光荣的时刻》歌词1814年4月拿破仑投降并退位，奥地利首相梅特涅很快在维也纳组织召开了一次长达九个月的欧洲多国外交会议。会议的目的为了回到拿破仑之前的保守世界之中，恢复拿破仑战争时期被推翻的封建王朝。尽管会议效率低下、荒淫至极（可参见纪录片《维也纳会议中的女人们》），但会议之后，梅特涅将警察监控、出版审查、政治压迫发挥到了极致，他的手段比弗朗茨更为无情、血腥，奥地利彻底变成了一个“警察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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