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楼主振聋发聩的声音深表理解。
日本之所以会在1937年对中国发动全面的战争大致有三个方面的原因：
一，李鸿章的“以夷制夷；委屈周旋，和戎”软弱外交路线，导致引狼入室
如果说李鸿章是导致中国被日本侵略的中方祸源，许多人可能一时难以理解，因为，这李鸿章不是在1901年就死亡了么，况且，1931年的9·18事变，已经距李鸿章死亡有30年时间，1937年的7·7事变，则距离李鸿章死亡有37年时间了。但是，你如果了解了一系列历史事件，你就是知道笔者之所以说李鸿章是中日战争的中方祸源，是怎么回事情了。
1870年，李鸿章（1823——1901）在他的老师曾国藩的推荐之下，接任曾国藩而担任清朝政府首辅重臣，他“然中外系望，声出政府上，政府亦倚以为重”（《清史稿·李鸿章》）。做个形象比喻，如果把当时的清朝比做一个大公司，那么，清朝皇家就是不太管实事的董事会，而李鸿章，则是清朝这家大公司掌握着具体实权的总经理。这就是说，晚清，李鸿章掌握中国的军事、经济、外交、内政，洋务大权达30年之久，许多重大国家政策皆出于李鸿章之手。中国，也就是从李鸿章执掌大权开始之后而一步步走向衰弱的，日本侵略者，也是被李鸿章一系列错误政策所引入的。
李鸿章接任曾国藩担任清朝首辅重臣之后，面对西方列强的虎视眈眈，他制定了自己的外交方针，这就是“以夷制夷”和“与洋人交际，以吾师忠信笃敬四字为把握，乃洋人因其忠信，日与缠绕，时来亲近，非鸿章先亲之也。……委屈周旋，但求外敦和好。”（李鸿章：《上曾相·李文忠公全书》）。
“以夷制夷”，本来自于中国古代纵横术，但是，那是对外埠作战而言的。而“委屈周旋，和戎”的外交政策，则是李鸿章自己的发明创造，其前提是建立在“以德报怨”的迂腐荒唐儒家思想基础之上。李鸿章执政30年，他在自己的国土上演义了一场“以夷制夷，和戎”的外交大戏，从而导致西方列强就像嫖妓女那样，个个争相在中国身上想大捞一把，李鸿章满足了这个“嫖客”，又引起那个“嫖客”的不满，满足那个“嫖客”，又引起另外更多“嫖客”的不满，从而造成中国主权大量丧失于西方列强之手，中国，也就是这样一步步走向半殖民地的悲惨境地。
李鸿章执掌中国大政的时候，日本还处于内战后期，国力还不强大。但是，随着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的天皇军国主义制度的形成，日本开始“脱亚入欧”，也就是日本开始追随西方列强后尘妄图霸占大陆地区。当时，日本军国主义集团制定的带有侵略扩张性质的“大陆政策”，是打算先强行将藩属于中国的琉球群岛王国纳入自己版图；同时，日本试图分解中国对朝鲜的宗主国权力，也就是日本准备司机侵入朝鲜，以达到对中国的东三省、蒙古及其俄罗斯的西伯利亚地区形成侵略之态势。
1872年，琉球群岛渔民在中国台湾遭到当地土著居民杀害，日本便利用当时琉球王国同时也给日本政府上贡的情况，以琉球代言人身份对中国清朝政府首次发难，并发兵台湾威胁到了中国主权，从而首次挑动起了中日近代史以来的外交纠纷。由于李鸿章实行的是投降主义外交路线，所以，李鸿章在处理琉球群岛和台湾的国家主权问题上，是采取的退让政策，他给光绪的奏折说，“臣遥为筹度，琉球距台北千余里，现日本分兵距琉球，难保不渐思吞噬。……臣又商榷催吴赞诚将赫德代购之龙骧、虎威两炮船，由闽驶往协防，籍可虚张声势。丁日昌所拟办法，以柔制动，以柔克刚，万一遇有 外侮当能操纵合宜。”（《李鸿章全集·筹议台湾事宜折》）
从李鸿章的奏折上可以清楚看到，当时的李鸿章，是打算放弃琉球群岛，他试图以退让的外交路线去保住台湾主权。但是，这种“东郭先生”的做法，越发助长日本的侵略野心，1872年，日本在美国公使德朗的支持下，以原驻中国厦门的美国领事李仙得为军事顾问，开始发兵对台湾发动了军事进攻。经过一系列国际调解，中国虽然后来暂时保住了台湾主权，但是，1879年，琉球群岛则被日本彻底吞并，并被日本改名为“冲绳县”至今。
对于强盗来讲，只要他第一次轻松得手，那么，就紧接着有第二次。日本瞄准了清朝首辅李鸿章的软弱，于1875年侵入中国藩属国的朝鲜，并仿照西方列强的方法强迫朝鲜签订了对日本开港的不平等条约，再次威胁到了中国主权。而根据《李鸿章全集·密劝朝鲜通商西国折》来看，李鸿章再次打算以牺牲朝鲜国家利益去自保中国主权，他这种一厢情愿的外交路线，就像一个极其猥琐的小人，一点骨气也没有，他甚至好像一点都不懂得“城门失火，殃及池鱼”的道理。结果，日本终于利用朝鲜问题，引发了甲午战争，日本一举击溃了李鸿章经营多年的海防，从而导致中国台湾和朝鲜双双沦为了日本殖民地！并从此引狼入室，使得日本军队开始进入了中国本土。
甲午战争，李鸿章经营多年的北洋军海军全军覆没，台湾也被割让日本，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也让中国财政陷入了极大的危机中。到这时候，李鸿章还不放弃自己的荒诞外交路线，居然试图联合沙俄去对抗虎视眈眈的日本，也就是打算继续实行他的荒诞的“以夷制夷”的委屈周旋外交法术，1896年，也就是中日战争结束后的一年，李鸿章便与沙俄签订了同样丧权辱国的《中俄罗密约》，李鸿章之所以“委屈”的与沙俄签订这份密约，就是基于“以夷制夷”的外交方针而试图联合沙俄阻止日本继续进攻中国。但是，由于这份密约出卖中国主权太多，使得光绪皇帝大怒，他甚至拒绝签字，但是，在李鸿章和沙俄的胁迫下，这份密约终于被强行在清朝政府中通过。
李鸿章与沙俄炮制的《中俄罗密约》造成了中国东北主权大量丧失，请神容易送神难，沙俄是个老牌帝国主义国家，他们怎么会真心帮助中国呢，所以，后来，沙俄不仅仅得寸进尺的在东北扩张自己的政治、经济势力，还违反《中俄密约》协定，不但不按照协议定期撤兵，反而还在不对中国政府打招呼的 情况下大量向中国派兵，直接威胁到了中国主权。沙俄这种将中国东北视为是自己殖民地的做法，引发了全国乃至于东北民众及其义和团的反抗，于是，1900年，沙俄便联合英、美、日、德、法、意、奥七国开始进攻中国天津，试图逼迫中国政府镇压义和团。
八国联军进攻北京得手之后，八国列强逼迫清朝政府镇压杀害义和团与其他反抗八国联军的军民首领，朝廷中的抗战派官员也因此被处分甚至处死，清朝首辅李鸿章在主持起草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之后，便蹬腿西去了，他，给中国留下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烂摊子，也给中国种下了中日战争的祸根！
1904年，也就是李鸿章死亡以后的三年，早就不满沙俄在中国东北获取太大殖民地利益的日本再次玩弄突然袭击把戏，对沙俄宣战，在中国东北土地上打了一场“日俄战争”，从而撷取了沙俄在中国东北的大量利益。就是从所谓的“日俄战争”开始，日本军队，就赖在中国东北地区不走了，并逐步实现了他们吞并中国东北和蒙古的野心，甚至还时刻准备进攻俄罗斯的西伯利亚地区。这，就是日本的“大东亚计划”。
通过以上简单介绍，可以知道，李鸿章的投降主义外交路线，将中国送入了一个极其悲惨的时代，也给中国种下了许多战争祸根。如果不是一战爆发，也就是欧洲列强被拖回到欧洲战场上去，再加之欧洲政治形式发生了急剧变化，那么，中国日后的处境，可能还要更加悲惨。而日本，正在利用了欧洲列强的一战机遇，在中国大势发展了自己的军事和政治势力，从而导致日本野心也越来越大，最终日本发动了全面的侵华战争。
但是，我们应该清楚看到，苍蝇不叮无缝的蛋，如果不是李鸿章在晚清所实行了一条极其荒诞无比的投降主义外交路线，中国，后来不会有如此多的战争灾难。所以，李鸿章，是个千古罪人，他的荒诞外交路线，至今依然应该得到人们的继续反省和谴责。
国家外交，其实就与人与人及其家庭与家庭的关系是一样的，妥协，忍让，固然也可以换来暂时的和平，但是，没有原则的妥协退让，只会助长强盗的野心。这就是说，该打仗的时候，国家就应该出手，万万不能够以牺牲原则和割让主权去“抱薪救火”。如果当年中国坚持不放弃琉球群岛、台湾和朝鲜事件中的国家利益，与当时羽毛未丰的日本军事对峙下去，那么，凭借日本当时的国力，他们是耗不过中国的，这样，也就没有后来的日本敢于侵略中国的后续事件了。
二，日本军国主义的形成及其侵略中国的动因——日本为什么会侵略中国（二）
说到日本军国主义的形成与日本对中国大陆的侵略，就不得不提到日本的明治维新。
日本明治维新，是日本近代史上一次非常奇特的社会变革。这次变革，既给日本带来了全面开放学习西方的社会效果，同时也给日本带来了天皇军政教合一的变态政治制度，甚至直接促进了日本对外进行军事扩张。因此，研究日本明治维新，可以让中国人更多了解到所谓的“现代日本”的基础社会成因。
同时，笔者这里特别需要提示的是，正是因为日本明治维新所产生的所谓现代日本政治、经济和文化制度，极端的扭曲和奇特，其与许多国家历史进化中的表达现象非常的不同，后来又导致了日本从一个昔日被西方列强欺辱的国家迅速蜕变成为一个野蛮侵略他国的军国主义国家社会形态，所以，“日本明治维新”，至今是一个“世界之谜”，也就是世界上许多国家至今都还是仔细研究日本的明治维新这段所谓的变革历史，即使是日本自己学界，也在对“明治维新”进行深入剖析研究。非常奇怪的是，中国是直接遭受日本明治维新政治危害后果的国家，但是，至今，中国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界的学人，对日本明治维新却研究得非常不够，甚至，在中国，稀里糊涂去赞颂日本明治维新的人还大有人在；甚至，至今还有人以为中国现今的改革，就是在步日本明治维新“脱亚入欧”的后尘，这，真是令人匪夷所思！
论述日本明治维新，不能不谈到日本的“武士道”。日本社会中究竟在什么时候产生了武士，这，至今还没有定论。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日本历史上的武士，既与中国历史上的游侠完全不同，也与西方历史上的骑士也相去甚远。因为，中国历史上的游侠大多是社会正义的道德伦理化身，他们自己既可以是地主、商人，兵士、宗教人员，也可以是游荡四方的流民，但是，他们不会无缘无故的去斗勇好狠，而是有劫富济贫、乐善好施及其解人于危难之中的品行，更重要的是，中国的游侠从来就没有形成一个固定的社会阶层，他们大多隐没在社会的深处。而西方历史上的骑士，本身就是一个领地中军事征服者和统治者，他们是贵族，是社会上流人士，尽管这个骑士阶层以战争为职业，而和平时期，他们依然享受着领地中丰富的物质生活，一直到这个骑士阶层彻底堕落腐化为止；这就是说，西方的骑士，是以战争为生的社会阶层。
相比之下，日本历史上的武士的地位和性质，则不伦不类，他们没有固定的社会职业和财产，更不是以战争为生的社会群体，当然他们也就不属于上流社会人员，他们，更接近流氓这个社会角色。但是，他们又不是那种纯粹的下层流氓，而是以好勇斗狠和为富有者卖命为自己的生活职业，他们的生活，必须依附于他们的主人来提供，但是，武士自己又大多有服侍自己的专用仆人。由于日本历史上的武士社会身份奇特，且形成了一个不容社会所忽视的阶层，所以，日本历史上赋予了武士一个另外的名称——浪人。这个“浪人”的含义非常模糊，既蕴涵着人们对他们的蔑视，也蕴涵着对这种人的敬畏。
日本，在近代史上曾经有过相当长的一段被西方列强任意宰割和凌辱的历史，在中国国内正处于太平天国战争的时间中，日本，正在遭受着西方列强对他们的欺侮。19世纪以来，西方列强的荷兰、俄罗斯、法国、美国、葡萄牙、瑞士、比利时都曾经带着枪炮和商品强行登陆日本，要求日本与他们签订一系列不平等的“通商”条约，如果日本国内的政府或者民众不同意，这些西方列强就立即会动用枪炮所威胁。这就是说，日本在19世纪中前期所遭受到的西方列强凌辱，比中国要多得多，因为，在西方列强的眼睛中，当时的中国，还算是文明大国，而日本，则是西方列强眼睛中的荒蛮野地。
日本被西方列强强行“开国”以后，引发了国内经济的紊乱，这从而更加激化了本来就是诸侯割据的德川幕府统治政权的社会危机。特别是1862年9月在日本神奈川发生了日本武士袭击英国人，从而导致英国、法国、美国、荷兰的“四国联军”攻打日本下关的日本守军的事变以后，更加速了日本国内的政治动荡和分化。
日本历史上，虽然据说狠早就产生了天皇制度，但是，长期以来，天皇皇族，不过是一种政治摆设，没有任何实权可言。由于日本在19世纪屡屡遭受西方列强凌辱，使得日本广大民众对掌握着国家政治实权却对外表现得软弱无力的德川政府充满了失望情绪。这种对德川幕府失望的情绪，直接刺激了当时日本社会中的三种人的活跃与崛起，他们，一是社会中像福泽谕吉这样的激进的民族主义知识分子，二是身处于社会底层又有相当社会地位的武士，三就是像桥本左内、西乡隆盛，伊藤博文这样的一批不满于德川幕府的青壮派政治官员。这三种社会力量开始逐步达成了一种“尊王禳夷”的政治认识，这就是：他们试图，改革和打击德川幕府，推崇以天皇为中心的中央集权政治制度，在全国推行对天皇中央集权教育及其强兵反抗外来列强的一系列政治改革举措。这样，以推崇天皇中央集权制度为国家政治制度，且以日本武士存在方式为中心的军事集团政治制度，便即将呼之欲出了，这，就是日本近代史上所谓的“明治维新”。
严格地说，推崇天皇中央集权制度和在全国”推行“武士道”的军事教育体制，及其后来这些所谓的“改革派”在全日本极力排斥佛理二学而大兴带有神灵崇拜性质的“神道教”，这几个所谓的改革措施，都是一种历史的倒退，甚至是与当时西方所推崇的民主议会政治，特别是与西方的反中世纪政教合一社会运动宗旨，是背道而驰的！但是，非常奇特的是，在福泽谕吉这些改革派知识分子考察了西欧社会以后，他们回到日本所提出的一套理论，也就是福泽谕吉提出的“脱亚入欧”的社会改革宗旨，竟然在社会中实际运用起来，却是反来自于中国的传统文化思想和学习西方的技术，福泽谕吉，这个明治维新的精神领袖人物，居然是支持天皇中央集权制度的，他甚至还为日本对邻国所进行的军事侵略而大力鼓噪。这就是说，纵观分析日本的明治维新，真是令人惊讶万分，日本的明治维新，几乎是一份日本自己采买外国材料却严格按照日本老黄历所调配出来的“怪味餐”，这份奇特的“怪味餐”，除了日本人自己能够吃得津津有味以外，恐怕任何外国人都是无法进口和不可理喻的。因此，许多研究日本明治维新的学者都持共同的认识，这就是：只有在日本，才产生得出能够把一系列完全水火不相容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制度能够拼接成为一体的奇怪事情。因此，研究者也一致认为，日本的明治维新作为一种特殊日本历史的特殊变革实例，是完全不可在世界其他地方复制和借鉴的！
1871年，在以上所说的三大激进社会阶层的直接推动下，在经过一番内战以后，长期闲置的天皇权威开始上升，操控明治天皇政府的三大士族发布了一系列废蕃置县实行中央集权政治制度的改革令，1885年，日本又仿照西方实行了内阁政治制度，1889年，日本正式颁布《帝国宪法》。与此同时，日本排斥从中国和朝鲜引进的佛学和理学文化传统，而以日本原始神道教为基础的崇拜神灵和崇拜天皇的现代神道教经政府渠道而在全国推行；与此同时，以武士道精神为核心的日本军队形成。从1874年到1890年这段时间，日本政府中的军费开支在“强兵”国策下大量增加，军队编制机构和人员也急剧膨胀，根据日本学者井上清的《日本的军国主义》一书中的统计资料看，日本自1878年以来，军费开支就已经一直占国民经济收入的16%以上，1889年，则已经达到了29·6%。由此可见，明治维新改革给日本带来的直接政治效果，就是军国主义的急剧膨胀。
明治维新时期的日本天皇政府，制定了“大陆政策”，这个“大陆政策”，就是逐步向日本西边的大陆进行军事扩张而妄图征服整个中国和俄罗斯的西伯利亚地区的军事扩张计划。“大陆政策”分五期战略措施，第一期是征服中国台湾，第二期是征服朝鲜，第三期是征服中国满蒙地区，第四期是征服中国内地和西伯利亚，第五期是征服整个亚洲乃至于世界。而且，日本天皇军国主义政府为了实现这五期“大陆政策”战略，已经从1870年代就做了大量的国内准备，特别是在全国推行了以武士道精神为核心的军事制度建设和国民军事教育制度，同时，日本在军事装备上也做了长期精心的准备。
但是，就是日本正在有计划有步骤地实行他们对中国大陆进行军事扩张的“大陆政策”五期计划的时候，中国的李鸿章，却正在按照自己的“与洋人交际，以吾师忠信笃敬四字为把握，乃洋人因其忠信，日与缠绕，时来亲近，非鸿章先亲之也。……委屈周旋，但求外敦和好。”的迂腐、荒唐和投降主义的外交原则在与日本进行交往，李鸿章所领导的清朝政府的这种”东郭先生“的作派，注定了中国后来要经历一系列的灭顶之灾！同时，这也对今天的中国人提示了一个道理，这就是：对国家安全来说，知己知彼，是何等的重要；国家领导者的脑袋要清楚和人格的不卑不亢，也是何等的重要！一个国家民族的主要领导者的气质和人格，往往决定着一个国家民族的前途和命运！
李鸿章所领导的满清政府的迂腐、软弱和愚昧，与当时日本天皇政府所实行的军国主义扩张政治路线，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因此，从清朝末年开始，中日战争不可避免了，中国的灭顶之灾也不可避免了。
前面已经讲过了，精心准备多年的日本天皇军国主义政府后来按照自己的既定国策，一步步去实现着自己的“大陆政策”，终于，他们利用朝鲜问题与中国开战，打响了第一次中日战争，也就是甲午战争。李鸿章经营多年的北洋海军，也就是李鸿章甚至不惜剥夺左宗棠西北塞防经费所扶持起来的北洋海军，在甲午战争中一举被日本军队歼灭，从而导致第一次中日战争以中国失败而告终。李鸿章这个人的最大的本事，就是割让中国主权去换取暂时的和平，因此，甲午战争不仅仅导致中国台湾和朝鲜沦为了日本殖民地，而且，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还试图割让中国的辽东半岛。
沙俄见日本在甲午战争中撷取中国利益太多，不免眼红，于是，就联合德国试图阻止日本吞并富饶和塞防位置十分重要的辽东半岛。但是，沙俄之所以联合德国反对日本吞并辽东半岛，当然不是在充当“白求恩”，而是他们试图分赃中国国家主权，也就是沙俄与德国达成协议，德国在原本就已经占领中国胶州湾的基础上去扩张辽东半岛的殖民地利益，沙俄则想趁火打劫夺取中国东北和蒙古的大片国土，想把中国东北和蒙古变成为自己的殖民地。沙俄这种趁火打劫，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唯独却哄住了李鸿章，所以，1896年，也就是甲午战争结束后的第二年，李鸿章居然在“以夷制夷”的荒诞外交方针下与沙俄签订了《中俄密约》，从而引熊入室，并因此种下了1904年日本在中国土地上开战沙俄夺取东北的“日俄战争”的祸根，并同时种下了1915年日本在辽东半岛上对德宣战夺取德国殖民地且与袁世凯签订“二十一条协议”，导致全国人民起来反抗的五四运动的国内动乱祸源。
中国在甲午战争失败之后，根据《马关条约》向日本支付了巨额赔款，这些赔款的绝大部分被日本用来扩充军备，1903年，日本陆军已经扩充到67万，海军舰只达到27万8千吨，日本按照自己的“大陆政策”计划，将大陆军队和军事装备运送到日本在中国各地特别是东北地区的军营，一场战争风雨又将来临了。
1903年，由于沙俄占据中国东北赖着不走，造成中国发生了“拒俄运动”，也就是中国各地爆发了反对俄罗斯的政治群众运动。美国此时也试图在中国东北咬上一口，但是，美国当时的国力还不足以发兵中国，于是，他们暗地支持早就对中国东北有野心的日本对俄罗斯发难，这样，就在中国土地上爆发了1904年的“日俄战争”。“日俄战争”以俄罗斯失败而告终，日本趁热打铁，逼迫中国政府在1905年签订了《中日会议东三省事宜正约》，也就是日本逼迫中国政府承认日本在南满的一系列特权，并对日本开放辽阳、长春、铁岭、哈尔滨、齐齐哈尔共16个城市的商埠，还同时逼迫中国政府同意日本在奉天、营口、安东划定大量租界和经营铁路。这样，北极熊走了，中国东北土地上又来了更加凶恶的日本狼，就从1904年的“日俄战争”开始，日本大量军队和各种人员开始占据中国各地，特别是东北地区几乎成为了日本国自己的后花园。
1907年，日本居然在不与中国政府打任何招呼的情况下，与俄罗斯签订了《日俄密约》，这份密约将中国东北地区分成为两部分，既所谓的南满和北满，南满属于日本，北满属于俄罗斯，沙俄还以承认日本对朝鲜的占领为条件去换取自己对中国蒙古的侵占。这样，中国东北和蒙古国家主权就已经被日本和俄罗斯这两个狼熊给私下瓜分了。也就是从晚清开始，中国东北和蒙古地区的政治形式越来越复杂多变，中国东北地区人民与俄罗斯老毛子及小日本的矛盾冲突也越来越多。这些，又是后来日本对中国东北更加增兵并最终在1931年发动9·18事变以彻底撷取中国东北的诱因。
中国自近代史以来，在外交关系问题上，好像一直陷入在一种恶性循环的套子之中，一步步将中国拖向了一系列战争灾难和国家主权大量丧失的深渊。由于袁世凯是李鸿章的老部下，因此，当袁世凯在民国初年掌握了中华民国大权之后，他所实行的一系列外交政策，特别是对日政策，几乎全部是继承的是李鸿章的荒诞外交路线。这，就给后来的中国带来了更加深层的战祸灾难。
谈到中日近代关系史，不能不谈到张之洞那著名的《劝学篇》和日本的浪人，因为，这两个历史因素几乎起到了改变中国历史的重要作用。
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一直在中国知识界中流传着一种说法，认为中国历史以来是闭关自守之国，是天朝自大之国，是不思进取之国…… 这种说法，当然是一批反传统的激进文人的自言自语，当然不是历史事实。中国历史上自秦朝李斯的《谏逐客令书》之后，一直就是个非常开放的国家，汉武帝到汉宣帝时代，中国还在与匈奴长期战争，可是，汉武帝暮年的三个托孤重臣之一的金日（石单），就是个被汉军灭了国的匈奴王子，这，是何等的开放姿态啊。我们暂且不去谈中国主动开辟了南北丝绸之路打开了世界上东西方的最早商贸交流通道等一系列事件，即使是晚清时期中国屡屡遭到俄罗斯与日本侵略之际，中国朝臣也对俄罗斯与日本是采取的虚心学习的态度。试问那些攻击中国是闭关自守的激进“新文化人”，人类历史上，究竟有什么国家能够开化和开放到这种地步，居然能够在战场硝烟还未散尽之时就去向自己的敌国虚心学习强国之道呢？！
中国近现代史以来的最大问题，不是对外开放得不够，而是对自己文化传统发掘整理得不够；不是对外虚心学习不够，而是盲目崇洋媚外太过了。
张之洞（1837——1909），是晚清重臣之一，《劝学篇》，是他自己的一篇文稿，也是他在1898年向朝廷写的一篇国政奏折。他说：目前中国“耻不如日本”，所以，他赞成中国多向外国派遣留学生学习外国强国之道，而“游学之国，西洋不如东洋，一，路近省费，可多派遣；一，去华近，易考察；一，东文近于中文，易通晓；一，西书甚繁，凡西学不切要者，东人已删节而酌改之。中东情势，风俗相近，易仿行，事半功倍，无过于此。”（《劝学篇·外篇》）
清朝朝廷当然同意张之洞的看法，于是，在继续向西方派遣留学生的同时，中国开始大量向日本派遣留学生，当时，出国留洋的人中，95%都是去的日本。我们可以看看中国近代史上的风云人物，比如孙中山、蒋介石、李大钊、陈独秀、鲁迅等人，全部都是留洋日本者。这就是说，中国近代史以来的“社会变革”轨迹中，蕴涵着许多日本因素，这，是应该引起当今中国思想文化界所高度注意和警惕的！因为，西学经过留洋日本的那些中国学人的这一转卖，就已经倒了两次手，这就是说，中国近代史以来的许多社会变革，也像日本明治维新一样，存在着不伦不类的问题！西学没有真正学到手，自己的文化传统却快被反光了。如此“邯郸学步”去搞社会变革，当然会将中国搞得东摇西晃的步履蹒跚了！日本，也就是趁着中国在二十世纪初期的社会动荡局势，开始逐步将明治维新以来他们就制定的“大陆政策”变成为了现实，中国，已经邻近战争灾难了！
日本有个文化传统，是至今还没有引起中国高度注意的，这就是，日本民间社团不但没有在明治维新期间被消灭，反而在日本明治维新期间得到了更大发展。这，是日本快速崛起的一个重大因素，因为，现代工业社会，政府已经无法全面操控复杂多变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格局及其走向，所以，现代工业国家的社会变革的动力重心必须下移到民间去。这就是说，民间社团的活跃程度，往往决定着一个现代国家的活力程度！但是，这里需要提示的是，日本的明治维新是奇特的历史产物，所以，在日本武士传承的武士道精神被转化成为日本军队的灵魂文化之后，那些昔日的武士及其武士追随者也开始以一种民族主义者的身份开始在民间从事政治活动，其中，日本浪人民间政治组织的“黑龙会”，就对日本侵略占领中国，甚至对搅乱中国政治文化格局，起到了十分重大的作用！黑龙会，就是日本浪人以夺取中国黑龙江流域为宗旨的民间政治社团，这个组织曾经在经营日本侵略中国的问题上，起到过许多重大作用，甚至包括袁世凯政府时期出卖中国主权的“二十一条”，也是最早由黑龙会成员所促成的。
自清末民初以来，一大批日本浪人组织通过与留日的官派留学生和自费留学生及其类似于梁启超、孙中山这样的流亡者，试图在这些中国留学生和流亡者中寻求和栽培今后能够帮助日本获取中国利益者，也就是寻求栽培日本在中国的代言人和帮办。与此同时，这些浪人组织中的社会活动家还在日本国内激励日本政府向中国进行军事扩张，他们甚至充当了日本间谍，他们甚至参与了一系列国家外交事务工作，也就是他们既与中国晚清政府和中华民国政府要员来往，也同时与那些反对清朝政府和中华民国政府的革命党人来往，他们这种两头来往的把戏，实际上是一种干预中国内政的政治赌博行为，一是可以搅乱中国内政格局，挑拨中国内部政治矛盾，使得中国内部政治势力各自内斗内耗，二是他们通过支持某中国政治派别，去附加许多日本占领中国国家利益的条件。而袁世凯担任中华民国总统之后，日本的黑龙会等浪人民间组织就在当时中国的两派政治势力中做了许多工作，这不仅仅造成了当时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党与袁世凯及其下属执掌的中华民国政府的矛盾剧增及其中国各路军阀的互相内斗，也直接促成了著名的《中日陆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
1918年5月，《中日陆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和《中日海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见《五四爱国运动档案资料》P134——P151。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在北京正式签字，这份类似李鸿章1896年的《中俄密约》的协定，再次丧权辱国。该协定规定，中国东北地区的所有军事机关，均互派参谋，其实就是日本军队开始全面控制东北地区的中国军队，日本军队可以长期驻扎在中国境内，尽管这两份协议在1921年被中日协议取消，但是，日本军队长期滞留中国不走，这是后来中国东北军之所以与日本军队发生冲突的重要原因。这就是说，这两份协定，是导致1931年9·18事变的病灶和祸根！
1917年，俄罗斯发生了十月革命，当时，初生的苏联要面对国内外的武装干预颠覆，他们已经无法再顾及到沙俄在中国的利益。同时，德国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战败，他们在中国的利益也岌岌可危。这时候的日本，则像个暴发户那样，一下子把原本沙俄想牟取的分裂中国蒙古到俄罗斯的权利抓了过来，同时，又把德国在中国胶州湾一带的利益也抓了过来。由于这样的历史格局，因此，1918年日本与当时的中华民国的北洋政府签订了《中日陆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及其在1915年签订了涉及德国在胶州湾殖民地利益的“二十一条”之后，日本在中国已经形成独霸的地位，他们从此开始有恃无恐的试图将东三省从中国分割出去成立满洲国，同时还想把中国蒙古也彻底吞并到日本口中。与此同时，日本在山东一带也开始驻扎兵力。这样，日本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力量就已经大量渗透到中国各地了，特别是东北与蒙古，则早就被日本纳入了自己的口袋。这样，中日战争无论如何也避免不了了。
中华民国成立之后的二十多年时间中，中国一直处于孙中山所领导的革命党人与中华民国北洋政府的决斗之中；同时，袁世凯死亡之后，中国各路军阀也开始为争斗自己的地盘和政治经济利益而互相内战；1927年，国共分裂，中国共产党也开始了与中国国民党政权的决斗。这样，当时的中国内乱不止，战争不断。这，给日本轻松从容部署在中国的军事政治力量及其野心勃勃计划，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好条件。这就是说，日本之所以后来敢于使用不到三十万的军队在1937年对当时在北方就部署有近八十万的中国军队发动全面的侵华战争，就是因为中国内战和内部政治分裂的局面，给日本带来了机遇！这点，今人万万要引以为训。日本侵略中国，固然可恶，但是，中国各军阀和政治势力为自己的小集团利益的争夺而置民族国家大利益而不顾，则更可恶，也更危险！
1931年9月18日晚，日本军队按照自己既定计划突然袭击东北军驻扎在沈阳的军队，由于当时的东北军主力正在中原参与内战，东北的中国驻军兵力薄弱，这样，很快，日本军队占领了东三省，东北，彻底沦陷于日本之口。
1931年的9·18事变，造成一系列后果。1932年，日本军事特务土肥原和板垣按照日本军部的设计程序，将在1924年被军阀冯玉祥赶出北京的清朝末代皇帝溥仪弄到东北成立了“满洲国”，蒙古，也被彻底纳入日本的统治，这样，中国版图大量丧于了日本。但与此同时，中国其他地方，还处于政治意识形态对立的内战的白热化之中！
1937年7月7日，日本军队终于在北京芦沟桥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
三，中国军阀内战与汪精卫的叛变——日本为什么会侵略中国（三）
尽管日本在“脱亚入欧”的明治维新时代迅速从一个昔日被西方列强欺辱的国家蜕变成为军国主义国家，但是，就其日本自19世纪末期以来所积累起来的国力和军力来讲，它要想吃掉庞大且历史文化悠久的中国，特别是要想在短时间内吃掉中国，那，也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但是，历史事实却是，自1894年日本利用朝鲜问题发动第一次中日战争而武装进入中国本土以来，到1932年日本军队正式开进山海关以内形成了对中国中原的直接威胁之势，再到1937年日本军队在北京地区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也就不过40年时间左右，况且，在这40年时间中，日本已经在东三省建立傀儡政权满洲国，也就是日本已经在中国东北建立了自己全面侵略中国的经济和军事大本营。这，就不得不令许多中国人心生疑窦了！这就是说，日本之所以能够那么从容地侵略和分裂中国，且那么容易轻松得手，一定有其原因！
中国俗话说，苍蝇不叮无缝的蛋。这话再说白点，这就是，中国之所以遭受日本侵略，一定有其自身的原因！而这个原因，就是中国自晚清以来的严重的社会动荡及其因党派对立分裂造成了国家前所未有的疲衰。
纵观中国历史，可以发现，中国历史上的改朝换代，一般就只有20年左右的战争内乱时间，而中国历史上最长时间的国家战争动乱分裂状态，也就是从西元184年张角发动的黄巾动乱一直到西元281年的魏蜀吴三国归晋，也还不到一百年时间。但是，如果从1840年中国遭受第一次鸦片战争和1848年洪秀全高举拜上帝教旗帜造反算起，一直到1976年中国文化革命结束，中国的内乱就从来没有停止过，这时间竟然长达130年之久，甚至到现在，中国人也不能够说就已经彻底根除了自己国家自太平天国以来的内乱病灶了。这，实在令所有中国人深省！
国家与国家的关系，就像家庭与家庭或者单位与单位的关系一样，如果一个家庭或者单位自己内部长期内斗内耗，那么，这个家庭就必然是衰败的，也必然会被别人所欺负和趁火打劫。这，是一条千古真理。
中国自太平天国战争以来的160年的近现代史，与中国历史上任何一次改朝换代的战争动乱历史都有所不同。因为，中国历史上的历次改朝换代战争动乱，国家依存的文化传统基础平台并没有发生根本变化，任何政治势力集团只是想争夺国家统治宝座而已，他们却又在治国的文化理念上是共同的，无非是针对前朝动乱成因而提出“均贫富”和“破等级”政治宗旨而已。但是，中国太平天国发动的造反，却是带有强烈政治意识形态理念倾向的，特别是太平天国高举西方基督教文化旗帜而发动了排斥打击中国传统文化的“斩邪留正”政治运动以后，就击碎了中华民族共同的文化基础平台，再加之各派政治势力各自所引进的来自于西方的纷繁的政治意识形态理念千差万别，这样，无论是中国官方所发动的政治变革运动或者是民间的政治造反运动，都带有强烈的政治意识形态理念倾向。这，就麻烦了，就注定了中国近现代史以来怎么样也躲不脱一场前所未有的长期性的内斗内耗灾难！
下面，我们来看看中国自民国以来的一系列政治派系争斗情况，就知道中国当时的内斗和内耗有多么的严重了，人们也自然就知道了为什么日本人可以那么从容地侵略中国了。
1912年1月，孙中山因为自己领导的同盟会的军事和政治力量不够强大而辞去了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总统的职务，同年2月，袁世凯担任了初生的中华民国第一任正式总统。同年4月，各党派就在北京展开了夺取议会多数和争夺掌握实权的国务院总理位置的议会斗争。本来，各政党组织在民主议会制度下开展竞争，那是很正常的事情，但是，丘八出身的北洋军阀们根本就理解不到国家民主协商制度的内在涵义，再加之梁启超领导的政党和孙中山所领导的“国民党”内部的政治理念也杂乱无章，各组成小党私心甚重，于是，一场民主议会竞争，最后演变成为杀戮。1913年3月，袁世凯属下将赢得议会多数的国民党党首宋教仁暗杀，于是，一场反袁世凯的内战也就是打响了。这，就是孙中山发动的“二次革命”。
袁世凯想当皇帝，为了争取日本的政治和经济支持，竟然在1915年与日本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这样，又被其他政党抓住了辫子。因此，1916年袁世凯当上皇帝之后，全国一片哗然，紧跟着，就被梁启超等政治势力抓住机会发动了“护国战争”。1917年8月，已经成为新成立的中华革命党党首的孙中山见势而在广州成立了
军政府，他自任大元帅，这样，当时的中国，就已经处于事实上的南北分裂状态了，这样的分裂状态，一直持续到1928年北洋军阀政治军事势力彻底退出中国政治舞台为止。这就是说，自袁世凯在1916年6月死亡之后，自孙中山1917年8月在广州成立非常国会军政府以后，中国就一直处于南北分裂和内战状态之中，1928年北洋军阀退出政治舞台，1929年新军阀就开始了内战。这样的内战，只在抗日战争时期暂时停滞了一段时间，到了抗日战争一结束，中国国共两党又爆发了更大的内战。
笔者已经在自己有关文章中证明了发生在1919年的那场所谓的“五四爱国运动”，其实，是一场由孙中山所领导的中华革命党利用人民群众和青年学生爱国热情所发动和推波助澜的反中华民国北京政府的政治社会运动，所谓的五四运动，直接催生了后来的“中国国民党”。所以，“五四运动”，其实就是孙中山的又一次政治夺权的“革命运动”。
1920年，北洋政府经受不起“五四运动”这样大的“革命”冲击，基本上就垮了，继而，张作霖进入北京与曹锟合作继续苦撑北京政府，但是，这个政府已经元气大伤。同年，孙中山在广州再次组建了军政府，他再次担任大元帅。但是，这次的孙中山已经今非昔比，他已经开始联络苏联和中共成立了自己的军校和军队，孙中山已经成为了中国一只有巨大夺权潜力的政治势力。
1920年——1924年，北洋军阀内部分裂成为直系、皖系、奉系三派系，这三支派系的军阀发生大规模内战，就连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国民党军队也参与了进去。也就是在这场内战期间，日本把大量的日本人运送到东三省进行经济和政治经营开发，同时，日本政府、军方和民间政治组织利用中国的内战，在中国又再次撷取到了更多的政治经济利益，日本势力开始大量渗透到中国关内，这，是日本后来敢于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一个重要原因。
1920——1924年的4年军阀大战，中国各军事和政治势力的立场和派系就像灯影戏的那样飞快转换，恐怕至今也很难有人把这段历史说得清楚。但是，有一点非常简单和清楚，就是这些军阀都各自带着自己的莫名其妙的政治意识形态理念在争夺自己的地盘，他们这些军阀，把中国拖入到长期的战火之中，不仅仅给中国老百姓带来了巨大灾难，也给日本人扩大自己在中国的军事经济和政治势力，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好机会。所以，今人无论怎么样去谴责这些军阀，都是不过分的！这些军阀，是一群祸国殃民的内贼！
现在，许多人总是想不明白，这中国国民党内的数一数二的重要人物汪精卫怎么会在中国大地上愤怒燃烧抗日烽火的时候，突然在1938年11月跑到敌占区去成立了伪政府呢？大家如果弄明白了这之中的脉络，大家就知道这中国政党的内斗内耗是多么的可怕与祸国殃民了！
汪精卫（1883——1944），本名汪兆铭，“精卫”，是他在清朝末期追随孙中山在日本开办《民报》的时候所使用的笔名。汪精卫在同盟会和社会上的名声鹊起，与他在1910年自行回国去刺杀清朝摄政王载沣未果而被抓坐牢有直接关系，同时，他在监狱中写的一首诗歌，当时也在社会上传播甚广，他写到：“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留得心魂在，残躯付劫灰；青磷光不灭，夜夜照燕台。”。没有想到的是，就是这个当年何等英勇的刺客，后来竟然成为了留千古骂名的大汉奸。同时，更有趣的是，他以搞暗杀成名，最后，他自己也被人暗杀，并终究死在他的暗杀遗疾上。这，真可谓是“起点决定终点”。
汪精卫在中国国民党内部，其资历地位，当然不能够与蔡元培等一批元老相比，即使是后来，他也因为自己不是搞军队出身而不能够与蒋介石相比。汪精卫之所以后来能够在中国国民党内有很高的地位，这纯粹仰仗于中国国民党内部派系争斗的结果，这就是说，是中国国民党长期存在的党内争斗，把汪精卫推上了政治浪尖。
孙中山虽然早在1905年就仿照美国的林肯的“民治、民有、民享”理念而提出了自己的“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的三民主义政治理念，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孙中山的“三民主义”长期没有具体内涵，仅仅停留在政治口号的层面上。是汪精卫在担任《民报》主笔的期间，由汪精卫和胡汉民对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理念进行了全面整理和发挥，这样，“三民主义”才显得相对丰满起来。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因此，孙中山格外器重汪精卫和胡汉民，认为他们是自己的思想的继承者，是党内理论家。所以，汪精卫长期在中国国民党内是位高而权轻。
孙中山一生都在奋斗自己所领导的中国国民党能够执掌国家大权，五四运动，终于被他抓住了机会，弄垮了北洋政府在全国人民群众中的威信，但是，由于种种原因，一直到1924年，孙中山依然还没有足够的政治军事力量去问鼎中国，所以，在1924年年初，他还不得不派遣汪精卫北上去与旧军阀段祺瑞和张作霖达成反直系军阀的同盟，以达到利用军阀矛盾在军阀混战中去个个击破军阀的政治目的。1924年9月，孙中山再次时来运转，直系将领冯玉祥在直奉战争中突然倒戈，并一举彻底击溃了直系军阀吴佩孚，同时还囚禁了贿选总统曹锟，曹锟所领导的本来就已经苟延残喘的中华民国北京政府从此再也无法支撑中国大局了。冯玉祥在汪精卫的活动下，并宣布自己愿意跟随孙中山革命，同时对外宣布说邀请孙中山北上主持国家大政。这次冯玉祥对孙中山带来的巨大政治转机，主要应归功于汪精卫，这也说明了汪精卫的确有过人的社会活动能力。
但是，孙中山身体不争气，1925年1月，孙中山在北京被发现了晚期肝癌，汪精卫在孙中山病榻前起草了遗嘱，3月12日，孙中山去世了。
孙中山去世以后，围绕孙中山生前遗留的“联共”政策及其权力位置，中国国民党内部发生了激烈的派系争斗，国民党内分裂成为了所谓的左派、中间派和右派的三派，右派是以胡汉民为首的坚决反共派、左派是以廖仲恺为首的联共派，中间派是以汪精卫为首。这就是说，当时的汪精卫，既对中共党员在国民党军队中的扩张有戒心，也不赞成中共的意识形态主张，但是，他也反对胡汉民等右派急于想与中共撕破脸皮的做法，而是赞成在与中共合作一段时间，再利用中共为中国国民党打天下。所以，在这次左右派系争斗对抗中，汪精卫得利，他被选成了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第一任国府主席。
1925年8月，廖仲恺被国民党内的右派分子暗杀，此案追究起来，右派首领胡汉民不免受到牵连，也被国民党驱除出了广州，这样，汪精卫在国民党内的地位也就大大上升。从此，中国国民党内又开始形成了新贵蒋介石与汪精卫的派系争斗，这样的争斗，直接导致了1929年的中原各路新军阀的大战。
1926年11月，伴随国共合作的北伐军的节节胜利，中国国民党作出了将广州国民政府迁移到武汉的决定，但是，一向反共的蒋介石依仗自己掌握的军权而与之作对。1927年3月，蒋介石、蔡元培、吴稚晖、柏文蔚、李石曾、古应芳与汪精卫密谈反共清党，密会中，国民党元老们说服了汪精卫在武汉进行分共，也就是排斥打击中共在武汉国民政府的人。1927年4月，蒋介石突然在上海进行了反共大屠杀，从此撕开了国民党与中共在政治意识形态上的势不两立帷幕。同时，蒋介石在南京成立了右派主导的中华民国国民政府。这就是说，在中国国民党还没有彻底统一中国的时候，国民党自己就已经分裂成为了两个政府，事实上再次将中国分裂，并同时打开了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以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为政治意识形态决斗焦点的历史格局。由此可见，这中国国民党由于起家就是依靠政治意识形态斗争，因此，政治意识形态争斗的阴影也一直伴随着中国国民党的每一历史时期，中国国民党内部一直就是派系林立与互相拆台，即使是现在中国国民党在台湾已经在野，中国国民党这种历史恶习依然严重存在。
中国国民党宁汉政府的分裂分立，当然要迫使那些追随国民党的各路新军阀再次作出政治派别选择，所以，在国民党南京政府的蒋介石之间和武汉政府的汪精卫之间，各路军阀各自选择山头，从而在中国还未彻底统一的时刻，一场更大的中原内战也就要来临了。而此时，日本人正在加紧经营部署东三省的军力和中国内地的驻兵，也正在利用被冯玉祥赶出北京的清朝末代皇帝溥仪而试图在东三省成立完全由日本自己操控的满洲国，试图将东三省永远从中国分裂出去。
不知道读者看到笔者描述的当年的中国内乱不已的政治格局和日本的从容经营分裂中国的政治态势，有什么样的感想！由此可见，中国人自己不内斗内耗，这外国列强怎么敢如此肆无忌惮侵略中国？！
1927年8月和12月，中共分别在南昌和广州发动了暴动起义，1928年，中共在湖南地区发动了秋收暴动起义。从此，中共开始在湘、赣、皖、豫、鄂边区一带形成了自己的苏维埃政府。而与此同时，中原各路军阀的大战也在1929年打响，当时的中国，真可谓是再次天下大乱，老百姓再次遭受内战之痛苦，而日本也再次迎来了自己在中国扩张的机会。
1929年，中国政治军事分裂格局如下：已经易帜蒋介石南京政府的张学良占领有东三省和山东一带；冯玉祥占领有甘肃、陕西，绥远、察哈尔、河南一带；李宗仁、白崇禧和黄绍竑占领广西、湖南、湖北一带；阎锡山占领山西一带；蒋介石占领安徽、江西、浙江、福建、江苏一带；唐继尧占领云南、贵州一带；四川则自己内部分裂成为刘湘、刘文辉、杨森等几派大战。同时，当时的中共也在一些边区地区成立了自己的苏维埃政府，中共地下党组织也分布于全国各地。
1929年参加中原大战的各路新军阀，全部是当年追随或者赞同孙中山三民主义政治意识形态的“革命”军人，这种一个主义之下的派系，且一旦分裂就拥兵自重打内战的情况，是中国历史上是前无仅有的。同时，这里需要特别提示的是，由于二十世纪的媒体传播条件得到高度发展，再加上政治意识形态者都要搞各自的政治宣传，因此，这次新军阀的大战还不同于中国历史上任何一次军阀混战的情况，甚至不同于1920——1924年的北洋军阀各派系之间的内战，这些新军阀都认为自己是最革命的，他们反蒋拥汪，或者拥蒋反汪，都是在坚持“革命”，这，就很可笑了，很可怕了，因为，这种夹持有政治意识形态理念的派系分裂，会长期存在，甚至会形成群众运动，即使是战争结束，失败者也不会轻易从思想上臣服，他们还会一如既往的在思想意识形态领域里继续搞对立。这就是为什么国民党长期不能够团结的根本原因，也是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以后，国民党不少抗日将领各自为战，以至于给日寇造就长驱直入条件的原因，甚至也是汪精卫最后敢于叛变投敌当汉奸的原因。由此可见，中国清末民初从外国引进的政治意识形态斗争，给中国二十世纪造成了多么可怕的社会后果。最为可悲的是，至今，现今依然还有许多人不明白这个道理，还沉浸在政治意识形态内斗内耗中不能够自拔，还在继续危害着中华民族的复兴大业！
1929年，在中国各路“革命军人”之间爆发的内战，是以拥护蒋介石和反对汪精卫，及其拥护汪精卫反对蒋介石为分水岭的，而且，这次新军阀大战，都在国民党党内有自己的派系，所以，这次军阀大战，本质上是一次党争，是政治意识形态之争。国民党内部的这种派系争斗动辄就以兵戎相见的恶性循环格局，只在1931年9·18事变和1937年7·7事变之后暂时得到了遏制，这就是说，日本的侵略，在某种程度上是帮助了国民党暂时的团结。而1945年日本鬼子一投降，国民党内部再次演义了一场内部各种政治势力纷争的大戏，终于，热衷于内斗内耗的国民党被中共打败到台湾小岛上去了。
经过中国国民党内外一系列复杂事件，1935年左右，汪精卫基本上被蒋介石挤出了最高权力阶层。不甘寂寞的汪精卫派系随时打算伺机东山再起。也就是在1935年，日本为了继续分裂中国。日本提出了“中日亲善，经济提携”的 新的对华政策。同时，日本也试图在国民党政府内部寻找自己的代言人，而汪精卫一派大都是留日者，再加上他们此时政治上不得意，于是，他们便搞政治投机，经过他们自己分析，他们认为中国与日本对抗必将大败，因此，他们在中国东三省已经被日本伪满洲国分裂的情况下，开始大谈中日关系友好，这样，汪精卫开始一步步向日本靠近。
1931年9·18事变之后，日本加紧了对华的政治和军事的渗透，1932年，日本军队进攻上海闸北，爆发了第一次淞沪抗战，由于汪精卫赞成蒋介石“攘外必须先安内”的政策，因此，汪精卫不顾全国抗战激情的日益高涨，而支持蒋介石去剿灭中共武装，则对日搞安抚妥协。第一次淞沪抗战，汪精卫坚持“边抵抗，边交涉”的方针，与日本签订了《中日停战协定》。1935年11月，汪精卫在南京被参加过淞沪抗战的原19路军战士的记者所暗杀，汪精卫只好退出权力中心去欧洲养病。
西安事变爆发以后，汪精卫回国，他出于自己的派系斗争需要，而开始在日本引诱下萌发了自立中央的念头。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辗转爆发之后，汪精卫鬼迷心窍，被派系斗争的念头死死缠住，终于，他在不满于自己大权旁落的情况下，于1938年12月出逃重庆，彻底走向了汉奸的不归路。1944年11月，汪精卫因为被刺旧疾复发在日本毙命。
这里需要提示一点的是，即使汪精卫明显叛变投敌，但是，由于过去以往国民党内的长期党争的原因，他依然得到了一大批国民党权势人物的私下支持和拥护，这，也就是他之所以能够顺利从云南和越南转道香港去日占区的原因，也是他后来成立伪政府之后，有那么多国民党军政旧部归顺他的原因。
长期以来，有一个问题困惑着许多人，这就是，为什么在抗日战争时期会出现那么多的汉奸？其实，只要了解了中国近现代史以来的中国各政治派别的政治意识形态争斗情况，只要基本了解了国民党党史，只要了解了汪精卫荣败史，那么，我们就可以知道，这来自于西方的政治意识形态对抗潮流对中国的文化传统有多么大的破坏作用了，就知道了抗日战争时期为什么会出那么多的汉奸了。在政治意识形态争斗的框条下，就是有那么多的人不知廉耻，这些家伙，他们宁可让祖国山河破碎和平民百姓遭殃，他们，都还继续沉浸在政治意识形态内斗内耗之中不能够自拔！
题外话：
中共自成立以来，同样因为所执意识形态来自于西方的社会主义理念，因此，对社会主义的不同理解，依然造成了中共内部长期的政治意识形态的党内斗争和权力斗争。只是，由于种种原因，这种党内斗争还不至于把中共搞得四分五裂而已。
中共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后，中共党内再次因为不同的政治意识形态屡屡发生了所谓的“路线斗争”，终于酿成了那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动乱。这就是说，中华人民共和国以来，一些热衷于搞所谓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政治意识形态之争的人，一再在中国内部推波助澜各种意识形态革命运动，至今，这种关于“资，社”之争斗，还没有完全湮灭，还残存在中国各领域和一些人的头脑中。他们的装精作怪，会不会再次造成中国内部的疲衰，从而造成给外国列强伤害中国的后果，那，是很难说的！
会怪人，怪自己。在中国纪念抗日战争60周年之际，中国人应该反思我们中国为什么会遭受日本侵略，我们自身，究竟存在着什么问题！纵观中国近现代史以来的一系列内乱，可以发现，这一系列热衷于政治意识形态争斗的“革命”运动，几乎全部是由一些热衷于“偷西方天火去拯救中国人民出苦海”的文人们所引发的，这，就很发人深省了。
中国文人，应该学会研究问题和解决问题，不要再搞政治意识形态争斗和政治权力争斗。中国的现代化，根本取决于中国知识分子的现代化。中国的儒道文化，经过几千年的融会贯通，是内道外儒的；即使是西方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文化理念，也经过了几百年时间如今在西方本土上也是融汇一体的。但是，很奇怪的是，在中国，来自于西方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文化理念，却是截然对立的；即使是中国的儒道文化，在一些人眼睛中，也是对立的。这，说明中国近现代史以来的社会思想价值观标准，完全是错乱的。为什么，这就需要大家去思考了。
---话又说回来，日本近四百年对中国侵略为何不曾停止过。
从近年日本朝野在钓鱼岛挑起连串事端来看， 其在政治、军事的野心已彻底表露出来（因为日本无法永远忍受在政治上扮演二、三流国家这一角色，他们一心想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即妄想依赖美国势力欲与我们中国争夺亚太地区的领导权与话语权。这正是日本这个民族的悲哀所在，从来没有认真去梳理自明治维新以来日本人的精神世界，并将他们总结和反省得出来的经验与教训毫无保留地告诉日本民众。这也是导致今天绝大多数日本民众对历史的暧昧、模糊不清的根本原因。而对于亚洲、世界来说这也是世界安全与和平的一个巨大隐患！我们要想维护和他的正常关系而又不被损害，必须像毛主席所说的一样：“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妥协求团结则团结亡。”历史早已证明：我们任何软弱 一味求和的思想都只会使中华民族遭受屈辱、剥削、压迫！在战争与和平之间，我们力求和平，但是当有人要侵害中华民族的利益时，我们只有选择斗争和战争。所以我们必须懂得，该拔刀时即拔刀，该出手时就出手1这不仅是维护自己利益和尊严的需要，也是维护世界正常秩序的需要。
如今东海、南海、黄海的现实状况已经告诉我们：中国的海洋领土形势不容乐观，并且在不断恶化，“钓鱼岛”只不过是众多面临危机的一个个案而已。我们鼓励日本大和民族更多地向外寻求和平，与邻居和平，与世界和平，也鼓励大和民族懂得尊重女性！“反省”和“仁义”一直以来就是这个民族最应该补的历史课。网络人生看世界个人认为我们要全面、透彻地了解对手，我们才能够知道如何和这个对手相处。我们中华民族绝对有诚意与世界上任何国家和民族和平相处，但如果有谁胆敢妄动，网络人生看世界借此机会告诫那些好战分子：历史上的中华民族对外从来都是一个慎战的民族，但也是一个敢战、善战的民族！
--最后要说的是，只有自己拥有强大国防力量才能不被别人侵略和欺辱。不应当只是国家富有，南宋，北宋的的历史深刻提醒着我们，血淋淋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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