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起点人文
他是一百多年前，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毕业于美国大学的中国留学生，从耶鲁大学走出的第一位中国学霸。在强烈的爱国心与振兴中华的理想驱使下，他毅然放弃在美国的优渥条件，返回祖国，为心中的教育强国梦往来奔走、振臂高呼。
他历经两朝五帝，亲身经历清末荣辱兴衰，并亲身参与了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百日维新、辛亥革命等近代中国重大事件。与此同时，还设计和促成了晚清第一次官派留美幼童计划。他的120个「幼童」活跃在晚清的各个领域，后来有我们熟悉的唐绍仪、詹天佑、梁诚…
他就是被誉为「中国留学生之父」的容闳（英文名为 Yung Wing），是我们不应遗忘的名字。他一生的经历与中国近代进步事业相伴始终。容闳的赤子之心与历史分量，远远超过他的知名度。
本文将带你重温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一起走近中国近代化事业的先驱 —— 容闳。
1847年的一天，三名不满二十岁的中国青年在美国传教士布朗（Rev. Samuel Robbins Brown）的陪同下，从珠江口的黄埔港乘船出发，前往美国求学。
当时，他们乘坐的「女猎人」号帆船在绕过好望角时，遇到了一场强劲的风暴。
「狂风哀嚎呼啸，仿佛有一群看不见的幽灵在我们身后怒吼。在漆黑的夜里，船桅和船桁顶端的电灯前后左右不停地摇晃，宛若无数的冥灯在黑夜中飘荡。这一副凄厉之景象，使我永生难忘。」容闳后来回忆这场风暴时这样写道。
此时，他们身后的清王朝在经历了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面临内忧外患，从风雨飘摇逐渐步入灭亡绝境。
1828年，容闳出生在广东省香山县南屏村（今珠海市南屏镇）一户贫困的农家。7岁的时候，父母把容闳送入了英国宣教士郭实腊夫人（ Mrs. Gutzlaff ）在澳门所创办的一所女子学校读书，成为该校附设的男生班学生之一。
在当时的普通中国民众看来，科举取士才是走上仕途、获得权力与财富的唯一途径。因此，念私塾比就读外国人创办的英文学校更符合多数中国人的意愿。然而，容闳的父母却为他们的孩子做出了完全违背时代潮流的选择。
或许这一选择在冥冥之中，注定了容闳人生后来上演的一连串事件。
1840年注定是多事之秋，中英交恶，鸦片战争爆发。受战争影响，郭实腊夫人被迫关闭了学校，容闳回到家乡。随之而来的是比失学更沉重的打击：父亲撒手人寰。抚养四个孩子的重担，落在了母亲一个人的肩膀上。
容闳为了减轻家庭的重担，走街串巷兜售糖果。在没有糖果卖的季节，就跟着农民去田里捡麦穗。后来又因机缘巧合进入了一位天主教传教士开办的印刷所当小工。在那里他遇到了在澳门进行医药布道的传教士合信医生（Dr. Benjamin Hobson）。1841年，合信医生受先前郭实腊夫人之托，介绍容闳进入马礼逊学堂。
马礼逊又是谁？很多人可能不知道，罗伯特 • 马礼逊（Robert Morrison）是外国来华的第一个基督教传教士。他创造了很多个第一：第一个把《圣经》全文翻译成中文；出版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英汉字典 ——《华英字典》；还在澳门开办了第一个中西医诊所。
当时，马礼逊学堂只有七名学生，自始至终受业于传教士布朗（Samuel Robbins Brown），他也是这所学校的负责人。这几个出身乡野的穷小子在这里学习英语、汉语、数学、物理、化学、地理、音乐、美术等课程，走在了清末中国人「睁眼看世界」的前沿。
1846年的一天，布朗突然宣布了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由于他本人以及家属健康的关系，他准备返回美国，并表示希望带几个学生去美国继续完成学业。当布朗让愿意跟着他去美国的学生起立时，容闳第一个站了起来。随后起立的还有黄胜与黄宽。
当天晚上，容闳把自己的决定告诉母亲时，母亲哭了。或许，在当时的中国人看来，海外是凶险野蛮之地；这一别也许意味着此生不能再见。但母亲终究是同意了。于是便有了本文开篇的那一幕。
这是一趟极为漫长的行程。他们乘坐帆船从黄埔港出发进入印度洋，绕过非洲的好望角，随后横穿大西洋。1847年4月12日，布朗传教士与他的三名中国学生平安抵达纽约港。当时纽约仅有30万人口，还没有摩天大楼、霓虹灯、地铁、电车，却不妨碍它成为美国的大都市。纽约的繁华，在这三名中国青年心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
布朗为容闳、黄胜、黄宽三人在马萨诸塞州的孟松学校（Monson School）注册了一个为期3年的大学预科项目，还贴心地把他们安置在自己的母亲家中。
1848年，黄胜因为健康状况不佳回到了中国；黄宽从孟松学校毕业以后，前往英国爱丁堡大学学医，1857年获得了医学博士学位。
容闳最初的设想是完成预科项目以后回国，后来他意识到在美国求学的机会来之不易，于是决定继续留在美国。他于1850年考入耶鲁学院（耶鲁大学自1718年至1887年的正式校名，现在是耶鲁大学的本科部），成为学院的第一个中国学生。
容闳全身心地投入学业，当时的课程包括数学、拉丁语、希腊语、英语、法语、德语、历史与科学等科目，对于当时的中国青年来说显然有些不太适应。他在耶鲁求学期间不仅克服了学业上的挑战，而且积极参与各种学生社团活动，参加合唱团、美式足球、划船，甚至在英语比赛中获奖。
1854年，容闳从耶鲁毕业。这些年的异国生活已经在他身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他还在孟松学校读预科的时候就接受了基督信仰，又于1852年加入了美国国籍，甚至他的母语也不再流利。
然而，在大学期间，尤其最后一年，中国人的悲惨境况时常在他的脑海浮现。所接受的教育让他深刻感知自己肩头上的重任。只有为数极少的幸运儿才有机会远涉重洋求学。于是，他下定决心，让中国的下一代也能享受同样的教育。通过西方的教育重振中国国力，让中国成为一个开明富强的国家。
与此同时，《圣经》中的一段话提醒了他：「人若不看顾亲属，就是背了真道，比不信的人还不好，不看顾自己家里的人，更是如此。」于是他毅然乘船回国，在海上航行151天之后，回到故土。
回国后，容闳先后在广州担任美国驻华代理公使秘书、香港高等审判厅通译、上海海关翻译等，此后来往上海、九江等地经商。此间，他广交政界和商界的朋友，接触清廷高层人物，积累了广泛的人脉。
19世纪60-70年代，曾国藩与李鸿章是清廷中最有权力与影响力的两名官员。他们都是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功臣，又在清政府的自强运动中声名鹊起。
他们具备远见卓识，并充分意识到中国人需要寻求与学习西方列强国力强盛的秘诀，取代他们对「西方蛮夷」长久以来的鄙夷。
1863年，容闳意外地收到了一封从安徽安庆寄出的信，来信者是他的多年好友张斯桂，同时也是曾国藩的幕僚。张斯桂在信中称，他受曾国藩之命邀请容闳前往安庆与曾国藩见面。
容闳一时间不知所从，反复琢磨之后决定再更多了解这位大人物的意图之前，对这一邀请辞而不受。
两个月后，容闳又收到了一封从安庆寄出的信，信中再次催促他尽早前往安庆。这封信里还附上了容闳友人李善兰（中国近代数学先驱）的来信。
李善兰在信中表示自己曾在曾国藩面前提及容闳，说他曾经接受西式教育，1857年曾为遭受饥荒的难民筹得一笔可观的捐款，一直想为国效力。接着他表示，曾国藩有要事欲委任于容闳，而且热衷研究各类机械的徐寿与华蘅芳，受曾国藩之邀已在安庆汇合。
李善兰的来信打消了容闳心中的疑虑，他在回信中表示在空闲的月份必定前往安庆。然而，这封回信似乎没有满足曾国藩急于与容闳见面的心。1863年7月，容闳又收到了张斯桂的第三封来信。
这封信开门见山地说明了曾国藩的意图 —— 希望容闳放弃手头的生意，立刻前往安庆，到曾国藩手下当差。面对这一突如其来的要求，容闳不得不权衡利弊，迅速做出决定。他明白有曾国藩这样的有权之士作为靠山，或许有实现自己的抱负的可能。他立即回信，表示自己在处理完手头事务后，会立即前往安庆。他们的书信来往就此结束，而容闳的仕途就此拉开了帷幕。
原来，曾国藩想设立机器厂制造外国最先进的来复枪，召容闳入幕的目的就是让他创办机器造枪厂。容闳对此倍感欣喜，中国终于有执掌大权之人认识到办近代化机器工厂的重要性，但他并不完全赞同这一计划。
1863年10月，容闳向曾国藩进言：中国设立机器厂应该从通用性与基础性的总机器厂开始。也就是可以从这一家总厂衍生出许许多多的分厂，由这些分厂生产专用的机器。所以总厂必须配备「制造机器之机器」，从而为一切机器制造厂奠定基础。
曾国藩对首先应办「机器母厂」的建议大表赞成，立即将筹办母厂的重任委托于他。容闳受曾国藩之托，于12月初离开上海前往美国，购买新式机器。1865年初春，他在美国订制的机器从纽约顺利运到上海。这批机器成为江南制造总局里最新式和最重要的母机，是中国工业化起步的重要标志。
洋务自强运动最初是以增强军事装备、维护清廷统治为目的，以生产军工产品为重点。而容闳从一开始就向洋务运动的主导者曾国藩指出，建立机器厂不应该仅仅生产枪炮，更重要的是以后可以生产农具、钟表及其他各种民用机械。
他知道，生产出先进的武器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的落后面貌，经济体系落后，才是根源。没有基础性工业，国家就不能真正富强。他的超前意识影响了曾国藩，使曾国藩的设想，从设立生产枪械的军工厂转变为建立机器制造厂。中国近代工业化，因此有了一个更高的起点。
1867年，曾国藩前往南京回任两江总督一职。未抵任前，曾国藩在自己的辖区内巡视一番，并重点视察了江南制造总局。当容闳向他介绍从美国购置的机器时，他伫立凝视着机器运转。这是他第一次看到机器是如何运作的。
从耶鲁毕业前夕，容闳就认定以派遣留学生为先导建立新式教育体制，是救国强国最重要的途径。回国之后，他一直想方设法实现自己的抱负，却屡屡碰壁。此时，曾国藩看着机器出神。他突然意识到，在内心沉寂了十五年之久的教育计划，或许有机会付诸实践了。
在容闳看来，仅置办机器还远远不够。机器本身是无用的，除非有熟知背后原理的人来运作它们。他认为，应当选择一批中国学生送到美国，学习机械工程的理论与实作。这批学生将来学成归国，可以向成千上万的人传授知识与经验，服务于中国的现代化事业。
1870年秋，正值天津教案发生，曾国藩与江苏巡抚丁日昌等大臣前往天津查办此事，丁日昌命容闳担任翻译。容闳借机向丁日昌进言自己的教育计划，请他在以曾国藩为首的大臣们面前提及此事。丁日昌长久以来对建立海军与商船队饶有兴趣，也曾掌管福州船政局事务。他对此事极为重视，多次与曾国藩及其他重臣私下会谈。
商讨过后，以曾国藩为首的几名大臣联衔上奏清廷，建议成立「幼童出洋肄业局」。挑选天资聪颖的少年，送往西方各国学习科学技术。曾国藩在奏折中举荐陈兰彬与容闳协同负责「幼童出洋肄业局」。考虑到西式教育与中国传统教育理念相悖，举荐翰林出身的陈兰彬担任监督，减少来自清廷内部保守势力的阻力，容闳颇为赞同这一明智之举。
曾国藩同时在奏折之中表达了自己对中国缺乏技术知识感到痛心，同时指出应向西方国家学习技术，以此作为富国强兵的前提条件。然而，就在两天后，曾国藩的奏折被清廷驳回。
此时，李鸿章已出任直隶总督，兼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下设的北洋通商大臣。他开始与曾国藩共同发起这项派遣留洋的教育计划。经过几个月的筹备，曾国藩与李鸿章再次上奏清廷，在奏折具体说明这项教育计划的执行细节，由上海海关拨付每年的经费；同时在这封奏折中附上了管理出洋肄业局十二则条例。
在前一封奏折中，曾国藩提议派遣学童前往西方各国；而这封奏折明确指出将学童派往美国。《中美天津条约续增条约》（又称《蒲安臣条约》）的签订使清政府与美国正式建立了友好关系。
这一有利的外部条件，加上容闳对美国教育体系了解全面，赞不绝口，致使曾国藩与李鸿章相信派遣学童去往美国的可行性。1871年9月15日，这一计划正式得到了清廷的批准。
清政府在上海为留学幼童设立了预备学校，由容闳负责招募学生，进行强化训练。
容闳发现招募那些与自己出身背景相似的学生较为容易：他们所处的家庭或者村庄与外国人有了些许接触，他们本身在香港的英文学校，或者在中国东南沿海的教会学校受过教育。因此，90%的出洋学童都来自南方省份。
1872年，首批30名学童从上海起航前往美国，中国教育史自此翻开了崭新的一页。从1872年至1875年，清廷先后派出4批共120名学童赴美国留学，他们出发时的平均年龄只有12岁，学习的年限为15年。
美国的一座城市与这群留美学童密切相关，它就是康涅迪格州的首府哈特福德（Hartford, Connecticut）。
如今这个地处美国东北部的城市，似乎被穿梭在纽约和波士顿之间的人们淡忘，一百多年前却是机器制造业、枪炮制造业和全美保险业的中心。哈特福德有着优质公共教育体系，哈佛大学、耶鲁大学与麻省理工学院等著名学府都离它不远。
容闳选择了这座工业重镇，作为幼童出洋肄业局的驻美总部所在地。
他提前一个月来到这里，为即将到来的中国学童安排接收他们的学校与家庭。征求「有文明教养」的家庭接待中国留学生的消息，在当地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在首批30名学童到来之前，就有71个家庭向康涅狄格州教育委员会去信，表示愿意接收中国学童。这个规模远远超出了30名学童的住宿需求。
尽管接待家庭可以从清政府那里获得资金补偿，这些美国家庭似乎有种真诚的愿望要参与到这项担负着中国未来发展的无限可能的实验中来。1875年，最后一批学童踏上了美国国土。在接下来6年的时间里，幼童出洋肄业计划似乎进行得异常顺利。
这些中国学童轻松适应了新环境，并熟练掌握了英语。他们在学业方面展现出惊人的天赋。据不完全统计，到1880年，共有超过50名中国学童进入美国大学学习，其中进入耶鲁大学的有22人，麻省理工学院8人，哈佛大学1人，哥伦比亚大学3人。
在美国相对自由的环境中，他们压抑许久的天性得到了解放。当他们脱去长袍厚靴，穿上运动装，当他们学会划船、溜冰、跳舞、唱歌、野营，日甚一日地爱上异国的文化习俗，他们已经身不由己踩到了危险的禁区边界。
1881年，许多学童已经完成高中学业，开始学习专业技术 —— 这正是清廷派遣他们留学美国的初衷，这项充满光明前景的教育实验突然中断。原定15年的留美计划中途夭折，所有的学童被召回国。此时，曾国藩早已去世，李鸿章是幼童出洋肄业计划的主要支持者。
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李鸿章放弃这项计划，让多年的努力付诸东流呢？
首先，中美关系发生巨变。1868年，《中美天津条约续增条约》的签订让中美关系沐浴在友好的氛围中，幼童出洋肄业计划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酝酿并启动的。然而，尽管《中美天津条约续增条约》具有互惠的性质，美国政府却没有按照条约精神平等对待中国公民。排华浪潮席卷美国各地，华人被杀害，他们的财产被摧毁。
美国政府不但几乎没有采取任何措施，甚至声称自己无权干预。美国国会丝毫不顾及清政府的颜面，私自废除了《中美天津条约续增条约》中的移民条款。这些事件被清政府内部的保守派加以利用，成为他们反对李鸿章引进西学的有力论据。
其次，幼童出洋肄业计划的管理安排为其最终夭折买下了祸根。曾国藩与李鸿章任命陈兰彬为总监督、容闳为副手。在对西学的看法，以及如何管理学童方面，容闳与陈兰彬显然格格不入。容闳崇尚西学，渴望让这群中国学童浸润在西方思想中。他很早就成为基督徒，1851年获得美国国籍，后来与美国人结了婚。所有这些因素，让他在守旧的中国官员眼里成了可疑人物。事实上，他们认为容闳更像一个美国人，而不像中国人。
陈兰彬是典型的中国古典学问的产物。他似乎从来没有承认留学计划的重要性。选择他作为总监督的主要原因，是为了平息保守势力的反对意见，而不是因为他有任何适合这一任务的特质。
陈兰彬从不与容闳发生正面冲突，但是他在私底下却是另一副面孔。他在呈递清政府的报告中不但没有对容闳表示过任何称许，甚至一直诋毁容闳。使陈兰彬这样的人凌驾于容闳之上，不仅意味着清廷并不完全信任容闳，也表明它不愿让容闳在留学事务上作重要决定。
陈兰彬调任他职后，清廷依然没有把容闳提拔为总监督，而是任命另一位传统文人出身的保守派填补陈兰彬的职位。1880年，吴嘉善接替陈兰彬主持留学事务，这时留美幼童的留学命运便被画上了句号。
吴嘉善到美国后，曾和中国学生一起参加美国校方举办的活动。他注意到，有些学生参加了教会礼拜，并成了基督徒，就如同容闳当年的经历一样。吴嘉善严厉警告学生们，派遣他们留美的初衷是为了学习西学，不是让他们背叛自己的国家。他将此事报告给清廷，谴责容闳纵容学生，强烈要求提前召回留美学童。
1880年秋天，容闳预感留学计划的终结或许不可避免，他向具有影响力的美国友人求助。虽然耶鲁大学校长与美国著名作家马克 • 吐温等人联名写信给清政府；美国总统格兰特也致函李鸿章，指出放弃留洋计划、召回中国学童是个错误的决定。但一切努力皆无济于事。1881年6月8日，清廷下令撤除幼童出洋肄业局，命令所有留美学童尽快回国。
1881年8月，几乎所有的留美学童们都不得不中断学业，乘船返回中国。回国的学生们受到空前的冷遇，在守旧的中国人眼中，他们仿佛传染病携带者，人人唯恐避之不及。他们没有得到应有的待遇，多被安排在很低的职位上，无法发挥自己的才智。
容闳为这些学生们的前途和命运四处奔走呼号，希望能帮他们从「这种粗暴无礼的待遇中解放出来」，但最终还是以失败告终。
幸好，李鸿章看重这批归国学童所掌握的知识与技能，安排其中一些人到天津的技术学院继续深造，另一些被送到天津北边的煤矿作监督。渐渐地，一些开明的总督和巡抚开始延揽这些年轻人管理涉外关系或者协助工矿、铁路和电报方面的事务。
事实证明，虽然接受了西方教育，甚至一定程度上接受了西方的生活方式，这群归国学生依然有一颗爱国的赤子之心。在中法战争与中日甲午战争中，均有前留美学童担任军舰指挥官或炮手，其中超过7人为国捐躯。容闳的「幼童」成长为中国近现代外交、铁路、军事、教育等领域的先驱，为中国走上自强之路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留美幼童之一的唐绍仪，活跃在清末民初的政坛上。1904年，英国攻打西藏，清廷派唐绍仪赴印度与英国谈判，签定《中英续订藏印条约》；期间唐绍仪运用外交手段，使得英国始终无法得到西藏。辛亥革命爆发后，唐绍仪促成南北议和，后来成为中华民国的首任国务总理。
杰出工程师詹天佑设计并建造了京张铁路，这是第一条由中国人自行设计建造的铁路。詹天佑以巧妙的「人字形」设计克服了山高坡陡、地势险峻等重重困难，创造了铁路建筑史上的奇迹。
甲午战争中任鱼雷艇指挥的蔡廷干，在向西方国家输出中国传统文化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第一部由中国人自己翻译出版的中国古诗集《英韵中国古诗》（Chinese Poems in English Rhyme）正是出自蔡廷干之手。翻译诗歌是一项巨大的挑战，译者不仅需要精通双语，还要有超高的文学修养。蔡廷干在这两方面都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幼童出洋计划曾经因为忽视「中学」而饱受诟病，他的例子证明这套说辞根本站不住脚。
周寿臣成为香港第一名华人议政局成员，在政府与民间华人之间架起了一座沟通的桥梁。他曾于1918年参与创立东亚银行，并长年担任银行主席达三十多年。同时，周寿臣热心公益，积极参与慈善活动。
梁敦彦从耶鲁大学毕业后，在福州船政学堂任英文教习。后来出任清廷公使，出使美国、德国、墨西哥、秘鲁、古巴等国，民国初年任北洋政府交通总长。丁崇吉在随留美幼童被召回国之前，曾就读于哈佛大学一年，后来成为海关副税务司，是第一位担任此职务的中国人。
梁诚于20世纪初担任晚清驻美公使，他成功说服美国政府退还部分庚子赔款，用来资助中国学生赴美留学。庚款留学计划前后支持大约两千名中国学生赴美留学，其中包括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著名学者胡适、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杨振宁，以及火箭专家钱学森等。
清华第一任校长唐国安，也是当年留美幼童之一。在教育领域做出贡献的还有蔡绍基，他曾出任北洋大学校长。
虽然容闳所倡导的出洋肄业计划中途夭折，中国教育制度近代化已经迈出了艰难的第一步。此后，教育救国的思潮越来越强劲，现今的「科教兴国」战略可以溯源至此。
甲午战争中中国惨败，有识之士开始寻求制度变革。此时，容闳已年过花甲，他依然为实业救国的理想往来奔走，通过各种渠道向清廷提出设立国家银行，修筑全国铁路两大建议。容闳的计划被清廷否决后，他对依靠洋务派从办新式教育入手，最后改变朝廷制度的设想不再抱有希望。
此时，一股要求变革政治制度的力量突然崛起，容闳与之一拍即合。年已七旬的容闳仍然精神焕发地参与到维新运动中去，共商变法大计。维新变法失败后，在他人生的最后十年，全力支持孙中山的革命事业。他在美国为中国革命往来奔走，联络军事专家与财政界的重要人物，计划筹款，训练武装力量，全力支援中国革命。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临时政府大总统，第二天便写信给容闳，邀请他回国担任要职。病中的容闳向孙中山去信，表示希望在病愈后亲眼看一看崭新的中国。然而，容闳没能实现他的心愿。就在1912年4月，容闳病情恶化，抢救无效，在美国逝世。
1877年，耶鲁大学为获得容闳的1200册中文藏书，设立了中文教授，这是美国大学中第一个教授中文的教职。容闳捐赠的藏书也为耶鲁东亚图书馆的成立打下基础，经过一个半世纪的发展，耶鲁的东亚图书资料已经成为世界知名馆藏之一。
如今，容闳的画像依然悬挂在耶鲁大学的游客中心，供后人瞻仰。这位中国近代教育的拓荒者，经历一生的辗转挣扎、目睹一个国家的命运跌宕，在中国激荡的百年中留下了伟大而不朽的印迹。他的赤子之心与精神遗产依然光辉熠熠，指引着后世的中国人。
可见教育不只是学习知识，而是改变思维方式，以及生命的认知。大部分人的学习都只是为了自己，但总有一部分人带着更崇高的理想，去学习、工作和生活。生命中最大的幸运，莫过于在人生途中，发现了自己的使命。
约罗斯金曾说：「上帝绝不会只赋予你使命，而不给你时间去完成。」无论学习还是工作，愿你能找到真正的使命，并且为之努力奋斗。如此，才不枉此生。
2015年，创作历时5年时间，四集电视纪录片《容闳》最终面世。以「耶鲁骄子」「中国寻梦」「幼童留美」「赤子之心」四个章节讲述了「中国留学生之父」容闳的一生。
[ 本帖最后由 feifei771546 于 2020-8-4 08:57(GMT+8)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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