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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佰上新闻了。
最近，伍佰自编自导自演的摇滚歌剧《成功之路》退票事件愈演愈烈，甚至登上了电视新闻栏目《上海早晨》。专家表示，“没看清”宣传文案并非闹事理由，应尊重演员及他人观看体验，观众自身负有决策义务，信息素养待提升。



12月7日，伍佰在谢幕时说出了这样一段话，“相信我的，我就给他未来的样子，不相信我的，我就是个骗子。”
当伍佰大胆尝试以摇滚歌剧挑战传统音乐剧巡演模式时，期待的掌声却被台下退票的叫喊声掩盖。在上海首演的舞台上，《成功之路》似乎陷入了“观众水土不服”的窘境，成了一场台上表演与台下骚动的戏剧性拼贴。



伍佰的跨界突破为何在部分观众眼中成了“挂羊头卖狗肉”？“巨婴观众”的崛起又如何影响了艺术作品的接受与表达？

摇滚歌剧变退票闹剧
2022年，伍佰曾在台北小巨蛋演唱会上说，“我希望我的《成功之路》要么是成为经典，要么成为邪典。”
目前看来，《成功之路》是否成为经典尚未可知，但其在内地的首演，已然成为大型闹事现场。



12月6日，《成功之路》上海站首演当天，部分观众误以为这是普通的演唱会，与本身预期不符，开始大闹演出场所，在演出途中聚众高喊“退票”。其他观众、的观演体验、台上演员的演出状态也被严重干扰。
并且，在明令禁止拍摄录影的场合，工作人员反复举牌子告知观众不能拍摄、录影，仍然有观众举手机拍摄。



去年，伍佰耗时三年创作的《成功之路》在台湾就积攒了不错的口碑，也让徐克导演看完称赞“大胆又有趣”。据悉，伍佰为这部歌剧全新创作了共26首歌曲，皆由伍佰包办词曲，其中本人演唱或参与演唱的歌曲有12首。同时，他还汇聚了一批颇具才华的音乐人，通过这部摇滚歌剧为更多新锐音乐人提供了展示平台，比如雷擎、法兰黛乐团主唱法兰（Fran）等。
要知道，以伍佰的人气和资历，完全可以用现有的作品直接串联成一部点唱机音乐剧/歌剧，不仅仅降低成本，还能应得更多的票房。但他显然不是为了捞一波快钱，也未安于传统模式，而是选择以原创内容进行一次全新的跨界尝试，将个人风格与多元音乐形式融入剧作。



然而，老艺术家在职业生涯中一次充满诚意的跨界尝试，在内地首演时似乎未能有效“落地”，反而让部分观众有点难以接受。
在首场演出结束后，不少观众开始在社交网站吐槽该演出挂羊头卖狗肉、票价太贵、不让拍照、不唱代表作等等，直指伍佰“吃相难看、晚节不保”。
事发后，主办方选择妥协，延长了退票时间，并体面表示，如对演出内容“有理解上的偏差”，可按照原退票规则。此外，票务平台也向用户发送短信提醒演出内容。



台上表演，台下吵闹，演出后网上开骂，这种戏剧性的画面似乎也成了《成功之路》中的一部分。剧中，角色们为了追寻梦想和自我实现，常常面临着选择和冲突，伍佰在台上有句台词“你要走吗？”，正好呼应着台下声势浩大的“退票！”，由此碰撞出了荒诞的蒙太奇效应。
摇滚歌剧变退票闹剧，这样的演出环境，对艺人来说，简直是一场噩梦。

伍佰为何“翻车”了？
实际上，《成功之路》在2023年，就在台北流行音乐中心演出六场过6场。今年7月份，伍佰也发行了《成功之路摇滚歌剧原声带》。但凡有手机、家里通网，都可以清楚了解到演出信息。



并且，在平台售票页面、海报也都有标注“摇滚歌剧”字样，详情页面下也列出了歌剧的节目单、演员阵容、剧情简介，甚至在伍佰本人9月份微博上的预告内容都有清楚写了“摇滚歌剧”相关信息。



从主办方的角度来看，伍佰的这场歌剧演出并没有刻意制造信息差，也尽到了告知的义务。

然而，这些内容显然并未成功触达或引导所有观众，甚至一些营销号追求快速流量变现，极易将内容片面化。一部分观众显然是带着听演唱会的期待而来（毕竟票不好抢），而不是摇滚歌剧，期待与现实的落差被拉大。



其次，与演唱会不同，剧场演出通常有严格的秩序规范，不能随意拍照或录制，许多观众因此无法分享或记录现场“下班”、“指挥”名场面的社交时刻，也无法参与“KTV大合唱”的集体嗨歌环节，也让一些观众感到演出缺乏他们熟悉的参与感。



另一方面，当剧场演出票价与演唱会持平时，部分观众自然倾向于用演唱会的体验标准来衡量歌剧的性价比，这其实是一种对艺术形式的不合理简化。歌剧并非仅仅为了呈现歌唱表演，其叙事、舞美和演员互动也是重要组成部分，但这些细腻的艺术价值在部分观众的消费逻辑中，却常常被忽略。



在消费主义构建的“用户体验至上”理念下，部分观众认为，买票看演出不再是观赏艺术，成了超值权利的兑现。这种思维模式下，观众天然地居于权力结构的上层，从而衍生出“我付费，我主导，我不满，我摧毁”的扭曲观念。
当消费者将艺术消费简单化为买方市场的逻辑时，这种认知断层便成为了冲突的导火索。

伍佰成了“按闹分配”的牺牲品
网友总结出当代“巨婴观众”的标准症状：“爱举报、爱退票，现在也疑似失去视力、智力和素质。”
在消费主义与社交媒体的裹挟下，“巨婴观众”逐渐成为当下文化领域的现象级存在。他们热衷于表达不满，频频以退票、举报作为对艺术作品的回应，却常常忽视权益的合理边界。
比如2013年，北京首都体育馆周华健新专辑《江湖》万人鉴赏会上，因没有唱《花心》等经典曲目引起台下部分歌迷大喊“骗子”。好在那时候社交媒体不发达，周华健也算是逃过网络放大镜下的审判。



今年4月，歌手许美静南京演唱会退票事件冲上热搜榜，现场很多观众高喊“退票”，有前排观众面对许美静做出不文明手势，甚至给南京文旅局打去了投诉电话。同时，在网上也引发了新一轮对许美静的讨伐，导致许美静原定于5月在武汉举办的音乐会也宣布取消。



当然，与以上案例相比，伍佰显然更惨。
毕竟他的演出并不存在虚假宣传，且流程、演员信息明确，但面对无理取闹的巨婴观众，他还是选择了破财免灾，直接就让这帮巨婴观众退票成功了。
不过，大概率伍佰的这次诚意，不过是“按闹分配”的牺牲品。毕竟，巨婴观众并不理解伍佰的歌剧梦，他们只是想顺手抢到一场能嗨能拍的演唱会门票。
这出退票闹剧，也折射了演出市场的畸形现状。
近几年，时有发生的过度维权事件，不仅改变了观众对现场的期待，也深刻影响了行业从业者的决策逻辑。表面上看似是一种市场适应，实则对艺人和主办方的霸凌，也使整个行业陷入趋同化与保守化的泥潭。



而“巨婴观众”的崛起，不仅仅是消费习惯的反映，更是当下社会整体文化素养的某种投射。
如果是主办方执行不到位，或是体验未达预期，现场有人不满并维权，无可厚非。但问题在于，某些巨婴观众选择了极端化的方式——干扰他人、甚至施加精神霸凌，将原本合理的维权手段变成了情绪化武器，将消费行为恶化成暴力索取。
完美的演出需要艺术家的大胆与真诚，也需要观众的开放与尊重，别让演出繁荣了，素质反而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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